引言
赫尔会所早就建立了工人陈列馆，被称为一项“教育事业”，将在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样，即使两者具有更多的含义，又表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关系。纽约市的格林威治会所举行了法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音乐会，这是移民送给美国生活的惹人注目的礼物。洛杉矶市的伯利恒学院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其特色是使西班牙、意大利、叙利亚和斯拉夫学生了解其公民权利和义务。
到年，所有的街区会所事实上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向新移民解释美国。一些互济会和文化学会，如德国人的体操协会、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技巧协会、波希米亚人的斯拉夫体操协会、波兰人的训猎鹰协会，也卷入了美国化的工作。这些协会发起成立图书馆、俱乐部和使同胞易于文化适应的班级。纽约市教育联盟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建立的，旨在帮助信奉犹太教的东欧人适应美国生活。
这个联盟制定了一个令人惊奇和与众不同的教育计划：到年，它能引以自豪的是，建成一个招收名儿童的幼儿园希伯来语班、一所工业学校、一个藏书1.5万册左右的免费流通图书馆、一个讲座方案以及英语、公民学、缝纫、烹饪和家政方面的班级。年，在这个联盟的倡议下，戴维森建立了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手工艺者学院。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按照拉斯金和其他英国社会服务社精神之父的传统而进行的一次教育实验。一些建立得更早、影响更大的机构也参加了美国化的工作。教会成了识字训练班、公民教育班和更广泛推动“社会化教育”的总部；政治俱乐部、报纸和公共图书馆都发现自身应该适应移民的需要。每一种机构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美国化的工作－外文出版社的短篇小说、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缝纫小组以及地区的合唱队，不管其愿意不愿意，全都美国化了。
学校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作为一个试图改变移民的机构，学校在改变移民的过程中本身也被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变革。例如，纽约的教师发现自己每星期都要多次带领学生去沐浴，但课程表没有列入沐浴这件事情，教师自己也不知道沐浴是否是他们的职责。然后，哪里有儿童，哪里就有虱子！马萨诸塞州26个城镇组织了“汽船班”，并把它作为学校的移民接待中心，旨在向移民的孩子提供在正规教室里学习所要求的最起码的英语训练。
在一些城市里，罗马天主教会、路德教会和希腊正教会办起了双语学校，由在外国出生的教师任教。一些州要求地方提供民办的夜校。在芝加哥赫尔会所建立的移民保护同盟，搜集了所有经由埃利斯岛来到伊利诺斯州并求助于某个学校机构的6-16岁移民儿童的姓名、住址和民族等资料。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但变革远远超过了这种程度。
到年，美国移民委员会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全国37个大城市在校学生的父母有57.8%是在外国出生的。在马萨诸塞州的切尔西、明尼苏达州的杜鲁司，百分比高到74.1%,纽约是71.5%,芝加哥是67.3%,波士顿是63.5%。此外，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包括60个左右的人种（美国移民委员会使用“种族”这个词）。真正要教这些年轻移民的学校并不满足于一些表面的变化。
学校里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教室里，学生用六种不同的语言说话，其中没有一个人说英语，这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教室的气氛。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因为对于教师、父母、同学乃至学校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暗含着一种独特的传统和独特的习俗。不仅是沐浴，其他各式各样的、在任何课程表上都找不到的活动也开始出现了。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有意识地教移民的孩子礼貌、清洁、衣着以及教室中应该共同遵守的纪律。
在斯宾塞谈论的“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和“道德品质”开始代替全国教育协会的一些委员会冗长报告中的“智力训练”之前，教师们早就发现自己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追求着这些目标。当实行美国化最初碰到压力时，许多教师认为，只要用英语上课，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丹尼尔斯说了一位教师的故事。这位教师告诉他：“我们过去常有一个美国化问题，但我们不会再有了。几年前，我们对镇上的外国人开设一些英语课和公民课，在两三个月内，就使他们完全美国化了。”
其他一些带着天下所有善良愿望的人，开始从事完全不适合移民需要的夜校工作。年，一份对克利夫兰市学校制度的调查，生动地描述了一所夜校的一些教室里的活动情况。在第一个教室里，一些身强力壮的工人在抄书：“我是一只黄莺。我能歌唱。我能飞。我能为你歌唱。”在第二个教室里，教师在快下课的时候，让成年男学生读一篇用黄瓜做泡菜的课文。
在第三个教室里，教师花大部分课时去教词尾变化、语态、语气、时态、数、人称，在快下课的时候又讲一个关于知更鸟的故事，说“上帝太喜爱花鸟，以至于不能让严寒冻死它们”。在第四个教室里，一节课都是谈“小水滴，小沙粒”。在第五个教室里，14个人在读一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哦，宝宝，可爱的宝宝，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家中之王，我们都听你的话。”
由于这种令人讨厌的情况在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学校里反复出现。人们不禁会想起克利夫兰是少数几个有某种教学大纲的城市中的一个－因此，在一片抱怨声中，移民逃离了那些夜校，这是不奇怪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无疑会使“美国化”继续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紧要问题。由于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多卷研究报告的发表，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都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
年，北美城市移民同盟发起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各个城市的代表作了讲演，极力主张采用专门的方法教移民的儿童学习英语、公民学、卫生学、家政学和娱乐活动。一些学校被鼓动去超出传统的范围，成为协调更广泛的美国化工作的全天开放的街区中心。三年后，在全国移民和美国化问题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又讨论了许多同样的问题，美国教育局局长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联邦政府承认美国化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并在“资金和法令”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教育局局长克拉克斯顿的建议反映了教育局在这场“美国化运动”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在新成立的移民教育司的鼓舞下，美国教育局加倍努力工作，搜集最新的统计资料，召开教师和城市工作者会议，组织宣传夜校的活动，传播大量有关新措施和新方法的信息。当美国化先成为备战措施、后成为一种战时措施时，有一种观点使得与社会服务社的“社会化教育”观念有惊人相似之处的“令人厌烦的工作”逐渐具体化了。
一本广为分发的小册子写道：“学校将是车轮，上面的其他所有活动将可以转动。这意味着，人们将必须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由“书本知识”组成的。”一些地方教育委员会把校舍变成了各种各样社区活动的街区中心；学校就是会场、公众论坛、娱乐房、公民活动中心和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之家。美国化最终被看做是社会教育、移民教育和共同努力改善街区生活等方面的一个冒险行动。
结语
社会服务社的“革新”主题是独特的，简·亚当斯肯定会点头，表示由衷的赞同。III不管城市贫民区的丑陋和腐败情况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仍在继续召唤，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开苦难、闭塞和越来越贫穷的农村。他们的离开反映了美国农村的病灶所在。原来，三代农民都吃一种传统的阿卡狄亚甜食，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满足于自耕农的“自给自足”以及农业和民主制度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