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忠啊，文啊，森盟乌颠雷（壮话：阿忠，阿文，你们在哪里）？”夜已经深了，整个广西凌云城的街道行人稀少，廖漠的夜空久久地回荡着母亲和外婆的呼唤声。这已经是她们的第无数次呼唤了。吃晚饭的时候，哥哥带着我在街上烧了一堆火差点引发火灾而被母亲教训了几句，饭也没吃，就拉着我跑了出来，在街上游来荡去，天黑了，我们就蜷缩在糖业公司骑楼的两条立柱的夹缝里，那年哥哥7岁，我5岁。母亲见我们没有回家，就来找我们，糖业公司离我们家并不远，她的叫声我们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想回答，但是哥哥阻止我，并威胁说，要是我答应了，以后就不带我去玩了。于是，任由母亲怎么喊叫，我就不再吭声。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凌云城并不大，只有四条街，没有街灯。母亲从这条街喊到那条街，喊遍了每个角落，把亲戚朋友喊来了，家住城东的大姨一听到母亲找我们，立即放下手中没有包好的粽子，那天正是腊月28，家家已经包粽子煮粽子了，外婆也从城西跑来了。她们打着火把，那火把是山上细小的芦苇扎成的，烧起来噼里啪啦的响，火光特别明亮。我爱这火光又怕这火光，看着火光渐渐远去，我担心再也看不到它了。山城深冬的夜非常寒冷，北风灌进夹缝里，我和哥哥相拥着，他把外衣披在我的身上，我仍然哆嗦着：“哥，我冷，饿。”
“不要紧，明天哥带你去找山薯。”
我相信哥哥是有办法的，因为我跟他去山上玩，他总像变戏法一样从山上找到好吃的东西。可是，明天太漫长了。
火光又从远处照来了。母亲和外婆的呼声除了有些沙哑之外，还带有抽泣声：“忠啊，文啊，森盟乌颠雷（壮话：你们在哪里）？嗒呗阑喔（回家吧）。”
“咩，森奴乌颠匿。（壮话：妈，我们在这里）”我不再理会哥哥的阻拦，怯生生地回答，声音并不大，但细小的童声绝对能冲破沉静的夜空，传进母亲她们的耳朵里，她们急忙走来，把我和哥哥从夹缝里拉出来，紧紧抱在怀里。回到家，马上热饭菜给我们吃，又打了热水让我们洗脸洗脚。这时，哥哥突然跪下来：“妈，我错了！”母亲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她搂住我们，低低地抽泣：“忠啊，你是哥，妈刚说你几句，你就带着弟弟跑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呀！”当下，我们母子三人哭成了一团。
那一年，妹妹刚刚出生，父亲在相邻的乐业县工作。母亲在凌云县车缝社车衣服，她背着妹妹，一天到晚不停地车衣服。是哥哥带我去玩的，他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上小学一年级，我也坐在他旁边，见他有个书包，我也缠着妈妈给我车一个小书包，里面放着半支铅笔和几张纸。哥哥上课总是爱搞小动作，而我总是定定地坐着，好像认真听课的样子，其实我什么也听不懂。为此，老师经常表扬我，当然，哥哥没少挨老师批评。哥哥说如果我再这样，下次一定不让我跟来学校。没办法，为了能够跟着他，上课时他搞小动作，我也活动几下，有时还跑出教室，因为我不是正式学生，是不受约束的。
凌云县红旗小学有一个鱼塘改造成的游泳池，上体育课时，我也一头扎进池里。体育老师觉得好玩，叫哥哥和我比赛，老师发出口令，我和哥哥同时下水，触壁的时候，我仅仅比他慢了一点点。
我的游泳技术绝对是无师自通，在小河里学会了，就跑到大河去显身手。凌云县有四条河，所以古代叫做“泗城府”，大河是从水源洞流出来的水，河宽大约七、八十米，洪水季节，浪高也有两三米。有一年发大水，上游的房屋被冲塌了，横梁柱子被冲进河里，哥哥问我敢不敢捞那些横梁，我说敢！于是，我俩一同跳进河里，每人抱着一条横梁慢慢移到岸边，捞上岸来。高高兴兴扛回家去，母亲问我们木头是从哪里来的，当她知道是我们跳进河里捞木头时，狠狠地骂了哥哥和我。我们都觉得很委屈，说实在的，我从有记忆开始，我们家烧的柴火都是哥哥带着我上山打的，为家里节省一笔开支。这次捞了横梁做柴火，以为母亲会高兴，没想到，惹来一顿臭骂。她告诫我们以后不准再去打柴了，她宁愿少吃一点，也不让我们再冒着生命危险去捞柴火。
第二天，她了买好多担柴火。
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富裕，父亲的薪水少得可怜，母亲在车缝社的收入也不多，到年的时候，我们又多了一个弟弟，奶奶又一直跟着我们吃饭。母亲只好没日没夜地干活。正好这时她的右手食指得了蛇头疮，痛得她直呻吟，但仍然没有停止手头的工作。那时，我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我和哥哥不再理会母亲的禁令，又上山打柴，又下河摸鱼、叉鱼，哥哥做的鱼叉特别好使，他把79步枪的子弹壳锤扁，里面放几支寸来长的钢筋，用小铁皮碗盛锡条来烧，融化成锡水后，灌进了子弹壳里，冷却后，把钢筋磨得锋利，又在子弹壳的的另一头套上一条竹竿，这样鱼叉就做好了。这种鱼叉特别适合叉手指大小的鱼，那时候泗水河的水特别清亮，鱼也特别多，我和哥哥一个上午，就打了一斤多的鱼。母亲吃了我们打的鱼，蛇头疮很快就好了。
有一天放晚学回家，在体育场见到有许多人大声争吵，过去一看，原来是分成了两派，谁都说自己是革命派，他们都扯着嗓子喊着，争得面红耳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街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凭着我刚刚学到的汉字，我读着学校里的大字报，标题都是：“打倒*敢，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是我们的校长，被用红墨水打了个大叉。我当时不知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就波及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
后来，中学生们左臂上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再后来，我们也都戴上“红小兵”的红袖章，也叫我们写大字报，要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就此拉开了，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卷入到运动的漩涡之中。
二
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乐业县，父亲来接我们母子五人，我们是乘坐*彩刚的货车去的。父亲在乐业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财*局工作。当时乐业县会开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师傅，开的是班车，一个是*彩刚，开的是货车。乐业县离凌云县不到80公里，印象中那天我们是太阳上山时坐的车，太阳落山时我们才到乐业县城。
我们的新家是在人委内一栋砖瓦平房的一间房子，面积不到三十平米。父亲在房里搭了两张床，一张稍大，是父母亲和弟弟睡的，弟弟那时还不会走路，另一张不到一米宽，是上下床，上面是我和哥哥睡，下面是妹妹睡，房子前后有门，在出后门半米远的空地上，父亲又搭了一个用油毛毡盖顶的、小块木板围着的、不到四平米的小伙房。我们的家当，除了两个黑色油纸包着的纸皮箱子外，最值钱的就是母亲的那架衣车了。吃饭的时候，在小床这头搁置一个木板桌子，一家六口围着，倒也能够容得下。
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42元来维持，每人平均7元。母亲原来在车缝社工作，多少有些收入，现在完全成了家庭妇女。父亲从我们到乐业的第二天就宣布，柴火必须自己打，这个任务落到了哥哥和我的身上。乐业县城周围的森林还算比较多，开始我们是到离城两三公里的那黑水库的山坡上打柴。两年后，那里的山坡的树木都给砍光了，我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打柴火。
母亲靠着去给有基建的单位打零工，有时是去挖土方，有时去挑砖头，有时去打碎石，有时去筛沙，总之，有什么适合做的就去做什么。打零工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的每天有1.2元的收入；计件就按件论钱，比如挑砖头，每挑一块砖按多少钱计算。
我们空闲的时候，也帮母亲做工，比如挑砖头，我在拙文《越过三八线》已经写到，再比如打碎石卖给基建单位，我们到山脚下捡薄片的石块，打成碎石后，按立方卖给建房子的单位，通常是每立方3元5角，为了赚到更多的钱，父亲痛下决心，花了三块六角买了两把圆头的铁锤，这两把锤子为我们家带来了百倍于它的钱。我们还在县电影院旁边的荒地上开垦了一畦菜园，种出的血丝芥菜的叶子跟芋头叶子差不多。哥哥还学会了装山獭，那时乐业县城周边的山獭很多，哥哥用铁夹装在山獭行走的路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收获大约两三斤重的山獭，山獭的肉又肥又嫩，每张皮还可以卖一块五，父亲觉得卖了可惜，自己用山獭皮做了一件皮背心。
乐业被称为“小东北”，海拔在米以上，冬天的时候，北风就像刀子，呼呼地灌进门来，从裤脚钻进身子，仿佛在剐我们的皮，我们的衣服都不是很多，去年刚做的棉衣，今年穿在身上，才到肚脐，衣袖才到肘部，冷得我直打寒颤，头缩在肩膀里不肯出来。由于天气太冷，我和哥哥到附近的稻田里拿了两捆稻草，准备用来铺床，以便晚上睡觉暖和一些，没想到被人发现了，跟到家里来，说我们拿稻草是别有用心，父亲只好向他们道歉，勒令我和哥哥把稻草放回去，我们不明白哪个地方做错了。
我们没错，是气候错了。
乐业的*治气候比自然气候还寒冷。记得我们家刚搬到乐业的第二天，靠边站的县长*钢就不明不白的死掉，两派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父亲见两派争论相当激烈，也去搀和了几句，他当然是多站在数人的一边，他刚刚说了话，被母亲听见了，立即把他叫回家。但是，正是他的这些话，让我们家都吃尽了苦头，此是后话。
我们小学生也是被强迫分了派别的。我和哥哥本来什么都不是，我们是逍遥派。可是，我们也是要走路的。我们经常要去钓鱼抑或打柴，要经过两派的阵地，到了这一派设置的岗哨，问我们是哪派的，我们回答同他们一派的，就放行；同样，到了另一派，又问，我们还是回答同他们一派的，也放行。就这样，我们自由地在两派之间穿梭。其实，我们又怎么知道谁是谁非呢？但是，*治运动是要人命的运动，我亲历了这场你死我活的运动，看到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死于非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远离*治，厌恶官场的种子。
接着，两派已经不满足停留在口头上的争吵，已经升级为武力了，开始是你推我搡，你抓衣领我扯头发；后来升格为你掷石头我丢砖头；再后来变成你弄刀我舞剑；最后演变成你用枪我用炮。既然谁都不服谁，最终解决问题的自然是武力。
白色恐怖、人心惶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年8月的一天，小道消息说两派要爆发武斗，而武斗的中心正是我们所居住的人委。那晚上，我们全家都跑到三乐街上母亲刚刚结识的一个姓*的姨妈家里去住，哥哥、我和妹妹睡在猪圈的上面，那晚上，我们是在猪粪的熏陶、蚊子苍蝇的轮番轰炸以及诚惶诚恐中度过的。
第二天，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武斗发生。以后的日子，打打杀杀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街上，有一个人被乱石砸死，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了，那人横尸街头，眼角处被一块尖石头砸出一个很深的口子，浑身都是伤痕。过了不久，有一个人吊死在县招待所，鼻涕吊得老长，舌头也伸得老长，我去看了，晚上常常做噩梦。
武斗持续将近一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营业也断断续续的。到了晚上，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走路，一旦有风吹草动，鸡鸣狗叫，人们都提心吊胆，生怕祸从天降。父亲在前后门的木门上各加了三根插销，还外加一条门闩。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母亲在县饭店找了一份长期的零工，负责蒸粉条，需要早上5点就去，这份工虽然辛苦，但是在过去是求工的人趋之若鹜，难得一求。现在是非常时期，人们不敢起那么早，怕遭不测。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把生死置之度外。听她讲，每当走过那个死人的地方，连一眼都不敢多看。也怪我当时还小，不懂事，否则，我一定陪伴母亲去饭店。
当时我们家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一样可以证明时间的工具都没有。母亲靠睡一长觉就起床，或者靠看天上的月亮来推算时间，有时睡觉突然惊醒或者没有月亮，就只好问隔壁的老孙伯，他是老革命，有一只手表，母亲问他时间的时候，他每问必答，时间早了，他告诉说还可以多睡一会儿，有时到了5点钟，他还主动提醒。老孙伯真好！
母亲去饭店干活三个月后，我们家终于买了一个小闹钟，父亲专门做了一个小木箱把它锁起来。
当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我们虽然有粮食定量供应，粮所除了有少量的大米外，还用玉米和黑得不能再黑的面条来搭配，有时芋头和红薯也作为搭配物。我们几兄弟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些东西吃了等于没吃。父亲为了给我们几个多省几口饭，他宁愿喝着劣质的橡子酒，有时连这种酒都没有卖，他就叫我和哥哥去排队买酒精，用酒精参水当酒喝，喝得多了，胃自然受不了，他后来患了胃溃疡，就是酒精惹的祸。
日子过得很慢很慢。
年，机关上班了，工厂复工了，学校也复课了。武斗虽然停止了，但是，*治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二年，父亲由于“站错队”（当时得势的人说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同去的还有很多很多人。“五七干校”在甘田公社，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后来“五七干校”撤销了，在那里办了个园艺场，我的小学同学岑百花、*家勋等初中毕业后在那里插队，再后来，岑百花他们离开的时候，园艺场也办不下去了。
年7月，我小学毕业。当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的学制从六年缩短为五年，初中、高中的学制从六年缩短为四年。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又要重新安排工作，我们家面临着再一次的迁徙。
三
年8月6日，父亲把我们家所有的家当打包成12捆，让六匹马驮上，他自己把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衣车，分开车身和车头做成一个担子挑着，15岁的哥哥也挑着一小担东西，未满13岁的我则扛着全家的草席，母亲背着5岁的弟弟，牵着8岁的妹妹，我们步行50多华里，从县城走到幼平。那时候还没有公路，我们走的是小路，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休息了很多很多次。傍晚的时候，我们才走入一个狭窄的小盆地，四面都是山，中间是一片田园，田野上一派生机，稻花已经开了，晚风送来了阵阵花香，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把田园不规则地划开，河里还有潺潺的流水，鱼儿时不时亮出它们银白的肚子，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异常明亮。
幼平就要到了，原来幼平的景色如此美丽！而且，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说着壮话，虽然尾音拖得比较长，但我们听起来一点都不陌生，仿佛回到了故乡一般。
我们被安置在公社大门右边的一间低矮的砖瓦房，面积不超过20平米，没有厨房，我们做饭只能到外边露天去做。
公社所在地就是解放前的乡公所，房子虽然陈旧，却仍然保留旧式衙门的威严。公社的建筑就像一个四合院，从大门进去是一幢青砖瓦房，中间是10多米的天井，地面都是青石板铺就的，往里走，又是一幢青砖瓦房，比前面那幢要高出许多，两幢青砖瓦房都是打横起的，长约20多米，它们的两头是两幢新建的打竖的石灰粉刷的砖瓦房，刚好形成一个四合院。我们的住宅是在大门到青砖瓦房的缝隙，显然是加建上去的。那时候，能够安得下一张床，有个睡觉的地方，已经是万幸了。
常常听父母亲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了。是的，我们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一家六口，就靠父亲那42元来生活，如果在县城，母亲还可以去打零工，可是到了公社，没有谁搞基建，也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母亲在家干着急。管家属工作安排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杨胜田要把母亲安排到离公社十几里的田七场，父亲说：“她是车衣服的，深山老林有衣服车吗？”父亲的脾气大，说话的语气也冲，得罪了杨大人在所难免。
我们几个正在长身体，有没有新衣服倒在其次，衣服合不合身更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的肚子没有填饱过，几兄妹常常为了争最后一点点锅巴吵得面红耳赤，谁争得了，把那锅头刮得哐啷哐啷的响。有时，母亲为了让大家吃得饱一些，煮饭的时候多加了一把米，可是，到了月底就没有米下锅了。
有一次，父亲要去下队，要走几十公里的，家里实在没有米了，父亲想向公社王姓的会计借几块钱买米，王会计听从杨副主任的指令，一个子儿也不借给父亲，气得父亲回家生闷气，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成吃，只好喝了一碗菜汤就走，我不知道这碗菜汤能够使他支撑多久，一星期后他回来，脸庞消瘦了许多。后来听父亲说，那次和他一同下队的李叔叔向父亲诉苦说：“过几天我家里就没有米了，不知道老婆孩子怎么办？”父亲说：“我家里早几天就没有米了，我想，老婆孩子会有办法的。”李叔叔说：“没有想到你比我还惨。”
那段时间，哥哥带着我下河打渔，上山装山獭，到田野套田鼠，实在没有吃的，全家人就去挖野菜熬汤喝。记得有一年，公社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三十，全公社的机关干部职工及家属，集中在公社食堂吃忆苦餐，所谓“忆苦餐”是用大米和野菜熬成的粥，别人家的小孩觉得难吃，倒掉了，我们兄弟几个都吃得狼吞虎咽，肚子滚圆，他们觉得奇怪，问我们为什么吃得那么多，妹妹说，这算什么忆苦餐啊，我们很多时候吃的，比这个差多了。
我们在废弃的石拱桥下面的滩涂上开辟出一个菜园，用勤劳和汗水经营着这片美丽的土地，这片土地也很争气地给我们长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有芥菜有芥蓝有大白菜，有南瓜有*瓜有冬瓜，有红薯有芋头有花生，特别是南瓜红薯芋头和花生，大大地填补了我们肚子的空白。我们刚刚种了一年，公社有个叫陈文汉的秘书眼红了，向姓陆的主任汇报，陆主任原名叫陆子光，后来改名陆江，时代总是在人名上留下深刻的烙印。陆主任听了汇报后，说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勒令我们马上停止种菜，把菜园还给生产队。天啊，我们真的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我和哥哥利用到县城看样板戏《智取威武山》的机会，与公社供销社联系，帮供销社挑通花（一种药材）到县城，一担通花才得1块5角。记得那天傍晚我和哥哥准备挑通花了，父亲竭尽所能从商店里买了两个白糖饼（饼的上面洒有几颗白糖），双手颤抖地交到我们的手上。走到半路，夜深了，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窝棚停下，因为公社正在修建到县城的公路，一段路修好了，窝棚也就被废弃。那晚天还下着雨，又冷又饿，我们拿出父亲买的白糖饼来吃，一人一个，我很快吃完了，看着哥哥吃，他只吃了一大半，就把一小半给了我。我们在窝棚里烧了一堆火，相拥着过了后半夜。天一亮我们又赶路了。走到上岗水电站时，实在走不动了，忽然想起在水电站工作的覃先就伯伯，记得父亲提过，他独自一人在乐业工作的时候，是同覃伯伯住一个房间的。我们去找到覃伯伯，他见是我们，马上带我们到饭堂，打了两碗饭，忘了还有什么菜，我们把饭菜扫进了肚子里。吃过饭，觉得浑身有力多了，跟覃伯伯告别，千恩万谢，就差给他下跪了。
我们看完了《智取威武山》回到幼平，有人把我们挑通花的事向学校革委会领导告密，说我们心怀*胎，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天，命令我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作检讨。我们又一次被逼上了绝路。
日子就像幼平洞里的水，慢慢地流逝。
到幼平的第二年，哥哥去县城上高中。那一年，我们也搬出低矮狭窄的平房，到左边石灰粉刷的砖瓦房去住，是直通的两间房，前面还有个油毛毡盖顶的厨房。父亲的工作总是下队，幼平所有的大队生产队他都走遍了。后来，公社安排他去管理农械厂，他才没有那么奔波劳碌。父亲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虽然农械厂的经营举步维艰，但是他还是竭尽所能，把幼平具有一技之长都网罗起来，有铁匠、木匠、有泥瓦匠、有电工、有车床工，总之，农械厂集中了幼平的能人，也曾经红火过一阵子。
父亲原来是会计，为了能够熟悉工作，他自学电工知识，掌握了电工常识。农械厂在河的对岸，有一年发大水，他泅渡过河，为公社机关及居民发电供电。因为发电用的是柴油，油料有限，晚上只能供电三个小时，尽管如此，父亲管理下的农械厂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光明。
山里的人知道母亲会车衣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给他们做衣服，母亲不敢接，他们千求万求，母亲才敢领布料来做。也难怪，农村人一年才做一套新衣服，如果再不添衣服，过年他们穿什么呢？母亲特别擅长做女大边和女小边，车出来的衣服让那些农村妇女喜欢得不得了。衣服做好后，他们有钱的就给钱，没有钱的，就送几斤米，或者送一只鸡，或者送红薯芋头，实在什么也没有的，母亲说，就算我帮助你吧。母亲帮人车衣服，只能偷偷进行。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来走动的人多，肯定让有些心怀叵测的人眼红眼热，他们向领导汇报，领导威胁父亲说，如果再这样，他们要采取行动了。父亲说：“是群众主动要求做衣服的，又不是我们去揽工来做。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领导听了，差点吐血。
群众依旧来找母亲车衣服。年我们家搬回县城以后，幼平的群众还到城里去找母亲车女大边和女小边。这是后话。
哥哥到县城读高中以后一年，我也到县城读高中，由于没有多余的棉被，我和哥哥睡同一张学生床，只有1米宽，我们所盖的被子，棉絮已经很陈旧了，像石头一样硬，我戏称这是“土改分得的被子”，盖上去一点暖意也没有，我们只有相拥着，靠体温互相取暖。
家里为了送我俩上高中，给了我们18元钱，几乎花去了父亲工资的一半，除了铁定要交每月6元的伙食费外，我们各自还有3元零用钱，去掉牙膏和肥皂香皂之类，还有一元多的零花，我们最奢侈的时候，是到饭店吃9分钱一碗的素粉。学期放假的时候，我们还给母亲买了一本裁剪方面的书，给父亲买一斤橡子酒，给弟妹买几颗一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母亲拿着书，又心疼又好气，说：“我都做了一辈子衣服了，还用看这样的书吗？你们的钱那么少，多吃几碗粉也比买书强啊！”
母亲话是这样说，每当我想买什么学习用具，万不得已向她开口时，无论怎么困难，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我，比如那本新华字典，母亲是咬紧牙关给我买下的。她说，你们要读书，要买笔墨纸张，再困难我也为你们买，就是卖血也要买，如果买吃的穿的，我就没有办法了。
尽管当时是提倡读书无用，但是母亲就是认定读书有用，她没有多少文化，每当看到我在看书时，尽量不打搅我，为此，妹妹经常说母亲偏心，不叫二哥做家务，其实妹妹并不知道，如果大家都认真看书学习，母亲又怎么会忍心催你去做家务呢？
我读了一年高中之后，哥哥毕业了，到幼平的彭家坡生产队插队。
读了两年高中后，我毕业了，还没有满17岁，就到同乐林场插队了。
哥哥和我先后独立工作和生活，父母亲顿时松了一口气。
年的一天，父亲到县城出差，在县旅社，他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买了一包“大前门”的香烟，这是我印象中他买的最贵的香烟了，我们父子俩一边抽烟，他知道我也沾染了抽烟的陋习，他主动递烟给我，非常平等，我俩聊着家里的情况，聊着国内的形势，他说：“粉碎四人帮已经半年了，一切都在改变，文革前的电影都拿出来放了，极左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听说，国家准备恢复高考。阿文，你是不是准备一下，也参加高考？”
我说：“我所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拿什么去考试呢？”
他说：“你忘记了，别人也一样忘记，现在最关键的是谁能够尽快复习，把失去的知识捡起来。”
“我试一试吧。”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边工作边复习，由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时间太紧迫，加上我还在林业局参加全县的林业普查，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名落孙山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我没有气馁，第二年更加争分夺秒，除了在林场劳动8小时，每天睡4小时之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自学和复习上，头发一年才理两次，考试的时候，我拿着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去应考，张贴在县邮电局墙壁上的那张红榜上，我考上了百色师范大专班，后来我们的同学都戏称是我们上了“百（北）师大”，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毕竟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
四
年，父亲从幼平公社调到了县税务局。税务局和财*局同在一起办公，也同住在一个院子。院子并不大，除了一幢5层高的楼房（当时是乐业县的最高楼，既做办公，又做住宅）外，其余的都是砖瓦平房，合围成一个院子，我们还是住在平房里，整个院子就一个水龙头，水龙头流出的水比马尿大一些，20多户人家的用水全靠它，有时碰到赶场天（圩日），乡下人还拥到水龙头下喝水。
*策放开了，母亲可以随便领布料来车衣服，从幼平来的人，千打听万打听，才找上门来，只是母亲的眼睛已经有些老花，动作也没有以前灵活了，她车的衣服非常受农村中老年妇女的欢迎，只是她领的工太多，没有如期车好衣服给别人，常常引起顾客的抱怨，有时，到了大年三十，家里仍然有几个催要新衣服的人。为此，她经常叹气说：“以前年轻能车衣服又不让车，现在给车了又车不快了。”我留意到，母亲过年的时候给很多人车了新衣服，她自己过年的时候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就像盖房子的人，盖出的新房永远是别人住的一样。
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乐业县一中任教，那段时间，我同父母亲住在一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一年。我们家每个星期已经能吃一次肉了，第二年，每天能够吃一餐肉，后来，记不清从那一年开始，餐餐都有肉吃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
由于我要准备自己的婚事，上课之余，我要自己打家具，做大床、床头柜、书柜、餐柜，本来还想自己做衣柜的，母亲说，衣柜太复杂，难做，还是买吧。我说，衣柜太贵了，哪有那么多钱呀。她说，我去看过了，元钱，你如果满意，就买，这钱我来出。她带我去看木工师傅做的柜子，是椿木的，手工比我做的强多了，于是，就买了下来。母亲付钱的那一刻，我感到钻心的痛，这元，是她日夜辛劳的汗水啊！为了儿子，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就把钱交到人家的手上。
我们计划我的婚宴是自己做的菜，所以，父母亲就打算养两头猪，当时*策已经放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单位还是个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养家禽牲畜，也不用实行“卖一留一”的派购*策了。我们在厨房里划出了一小块地方，围成了猪圈，两头小猪开始才十几斤，半年后，猛然增到一百多斤，父母亲每天都要剁猪菜，煮潲水。尤其是母亲，除了白天车衣服，晚上还要剁猪菜，每当听到菜刀砸在砧板的蠹蠹声，我就劝母亲早点休息，可是母亲不肯，她说，我休息了，猪就饿了，不长膘了。我就说，那就让我来剁吧。她说，你还要备课，早上要起早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亲为了孩子，再苦的东西也能吃，再累的活也去干。
父亲干回自己写写算算的老本行，很是得心应手，不久就做了人事股长。年的一天，他很郑重地对我说：“阿文，我终于入*了。”要是在以前，他这样说，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入不入*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见他这么严肃和庄重，我知道进*是他的*治追求，不是为了升官，也不是为了发财，只是为了证明他一贯的信仰。其实，像他这么忠厚老实正直的人，早就应该是*的一员了。
有人说，父母亲就是子女的一面镜子，他们的为人和思想，都会对子女产生深刻的影响。这话一点不假，纵观我们兄妹几个，我们都是沿着他们生活的轨迹行进的。
后来，财*局搬了出去，税务局自己盖了房子，我们家才有史以来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楼房。
我在乐业一中任教三年，带了一届高中毕业生后，就调到了我原来读书的学校——右江民族师专。此后，我又去广州暨南大学进修一年，母亲来百色帮我带了半年多小孩，这期间，弟弟也去南宁读中专了，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也许是工作太忙，或者是父亲的生活过于简朴，再就是他以前抽烟喝酒太多，况且都是劣质的烟酒，他经常感到胃不舒服。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医生警告说不能再抽烟喝酒了。父亲并不把它当回事，过去的生活方式一点都不改变。酸甜苦辣咸，父亲就特别偏爱酸辣，胃里面长期存放这些刺激物，怎么会受得了呢？
年，我从广州进修回来后，马上让母亲去照顾父亲。然而，父亲的身体由于胃的问题，比以前虚弱了很多。年，他因为胃医院，体检化验后，他体内的血色素只有几克，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又没有血，我只好早上从乐业坐班车到百色去买血，把鲜血放在冰壶里冷冻；下午又乘车返回乐业。当时的路线是途径田林，经过岑王老山，到了浪平的老山坳上，车坏了，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抱着那个冰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如果停留一个晚上，血不成用了，可以再买，可是，父亲是等着血救命的，错过了时机，事情就大了。正当我万分着急的时候，有一辆货车驶过来，班车的一位旅客认识那辆货车司机，招手停下，货车真的停了下来。我同那位旅客说，我的事情很急，能不能让我搭车先回去，他很通情达理，同司机打了个招呼，就让我坐上货车。我非常感激他们。
由于血拿回来非常及时，父亲输了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刻，我再一次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
父亲虽然逃过了那次大难，但是，他的胃病并没有得到根治，过了两年，他的胃又大出血，医院治疗，需要动手术，切除一部分的胃。那一年，我也患胆囊炎医院，加上我参加评中级职称没有通过，身心坏到了极点。但是，我不敢把这些告诉父母亲，因为父亲的安危才是重中之重，我碰到一点小事算到了什么呢？好在手术比较顺利，他出院后，在我工作的单位休养了一段时间，哥哥和弟弟都来照看他，我们家在异地团圆，虽然有点让人心酸，但是团聚毕竟不是坏事，我把所有的不愉快统统抛到脑后，竭尽所能招待好他们。开刀后，父亲的身体还很弱，我们都劝他提早退休，开始他很不情愿，因为他的单位效益还不错，退了休，意味着少拿了不少钱，但是，他的身体实在是应付不了工作了，思前想后，他还是提早两年退休了，那一年是年。
退休之后，父亲就在老家凌云县城车站旁边买了一块60平米的地建房子。年，一幢两层的楼房建好了，父母亲就搬到凌云来安度晚年。
五
年，我调到了广东恩平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每年只能利用寒暑假回去看望父母亲。其余的时间，只有通过写信或者打电话问候。
父亲退休之后，最初的几年，自己养了几头猪，过年的时候，别人家有年猪杀，我们家也有，一是图热闹，二是可以做腊肉，够吃大半年；后来不养猪了，就一直养鸡；父亲还买了一架电子琴，清闲的时候，就弹奏一两曲，我们回去过年，听到他弹琴，是最开心的；后来，他又和他的退了休好朋友，步行到县城的周边，或高山、或荒野、或森林，去寻找什么蛮王金库，据他说，明朝的时候，有四个瑶族部落的头领被官*从湖南、广东追赶下来，到了凌云城周边住下，称为“东、西、南、北”蛮王，他们是带着金子来的，后来被打败了就埋藏了起来。父亲他们曾带着粽子去寻找了一天一夜，后来我问他找到什么的时候，他只说，找到了蛮王的遗址。我说，明初至今，已经将近八百年，能够找到遗址，战果已经很辉煌了。再后来，他不去找金库了，就自己精心制作了鸟笼子，专心养画眉鸟。养画眉，应该是他的最爱了，早上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餐，就提着一个鸟笼走去中山纪念堂遛鸟，那里有他一帮边遛鸟边聊天的老友，一直聊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才回来。这样的遛鸟，他已经坚持了十多年，而且风雨不改，除非雨下得比*豆还大。
母亲则是整天忙着家务，买菜做饭，洗洗刷刷，整理东西。除了到市场买东西，她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的一楼和二楼忙上忙下，见她整天忙，也不知道忙出个什么名堂。家里的过道上，常常有一些脸盆、提桶、篮子挡路，她把这些东西往后挪，前进了几步，回转身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挪回了原位。我告诉她，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路就宽敞了，而且示范给她看，但是，这些东西放了没几天，又原模原样回到过道中间。我想，有了这些东西，真的够她忙的，活动活动筋骨，对她来说并不是坏事。
父母亲生活一直都很简朴。尤其是父亲，退休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添过新衣服，母亲的衣服基本上也是自己车的，我们给他俩买毛衣毛裤，他们还嫌我们浪费钱。他们比较满意的，是我女儿给他们各自买了两双厚厚的袜子，在冬天穿，脚就暖和很多。一台14吋的彩电用了十几年，一直到年我给他们买一台25吋的彩电，他们还是不肯用大彩电。热水器也是我硬要装上去的，想给他们买一个洗衣机，他们就是一口回绝。母亲说，家里离河边那么近，洗几件衣服，用得了洗衣机吗？电冰箱是早就想给他们买的，思想动员工作做了很多年，父亲总是认为电冰箱没有多大的用处，白白浪费电。今年暑假，我女儿说，还是我给爷爷奶奶买吧。二话没说，就从商店拉了一台回来，他们用了之后，母亲说，想不到电冰箱那么好用，我不用天天买菜了。
老人的观念是不容易改变的，一旦改变，他们接受新鲜事物也是挺快的。当然，父母亲没有进过高档的酒店，也没有进过舞吧、网吧和酒吧，更不知道MP3、MP4为何物。但是，他们知道国际油价飙升，知道翟志刚成为我国行走太空的第一人，知道嫦娥二号已经发射成功，知道自己身边发生的变化，还知道如何去应对目前的高消费和高物价，这就足够了。
母亲在河边开垦了一小块荒地，胡乱撒一些菜籽和南瓜种子，没怎么施肥，竟然也有收获。今年暑假，我跟她去摘南瓜苗，要走到河的对岸去，她叫我在这边等，因为河里石头多，会滑倒的。我觉得好笑，我已经50多岁了，她还把我当做5岁多的小孩一样看待。可是，我的笑是含着泪水的，一个人，无论多大年纪，在父母亲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在父母亲的心里，你永远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南宋文人安子顺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没想到我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想尽忠，却不能尽孝；想尽孝，却不能尽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父母亲总是说，先把工作搞好，得空的时候，打个电话来就行了。我知道他们深明大义，可是，我心里总感到内疚，我想通过什么方式来报答他们，可我怎么能够报答得了呢？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整整20年了，他们已经年近8旬，想到他们的牙齿已经脱落，咀嚼饭菜不是咬而是磨的时候，想到父亲提着鸟笼子步履蹒跚地去遛鸟的时候，想到母亲还驼着背，在楼层间奔波劳碌，或者小心翼翼地到河对岸去摘南瓜苗的时候，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一对老人——我的父亲母亲，这一辈子就这么艰难地生活着，顽强地生活着！
（后记：写完本文是在年11月19日，当时我父亲还活着，我把此文寄给他看，他说，看完文章后，他泪流满面，很多事情他都历历在目。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告慰他的在天之灵。.6.10.）
作者简介：谭贯文，男，广西凌云县人，做过四年知青，在中学、中专、大学从事教学几十年。
一线作家（